杨国荣：中国哲学的现代走向：反思与展望

同时，二门也是一心的丰富和展开，是一心之现实呈现。

（《地官·大司徒》）这种时宜、地宜的观念体现在关于制度建构原则的问题上，就形成了作为正义原则之一的适宜性原则。贾疏：云‘正，行无倾邪也者，以其行正直，言公正无私也。

贾疏：云‘均地政者，谓均地守、地职二者之税，使皆十一而出税，又均人民已下力征之事。贾疏：以土地计会所出贡税之法。宗伯掌邦礼，治神人，和上下。故林孝存以为武帝知《周官》末世渎乱不验之书，故作《十论》《七难》以排弃之。三曰春官，其属六十，掌邦礼。

只谈一体之仁，最终会逻辑地导向墨翟的兼爱，也不再是儒家。（二）时宜性对于时宜性，《周礼》可谓异常关注，乃至于全书时字共出现了131次。又《遂人》以土均平政郑注：土均掌均平其税。

私自杀人复仇在当时之所以是具有正当性的，实质上乃是一个适宜性问题，故郑注说：义，宜也。因此，孙诒让进一步指出：画井而居，乘车而战，裂壤而封建，计夫而授田，今之势必不能行也，而古人行之。这大约有两个方面的原因：一是近年来兴起了儒学热，而礼学一向是儒学的基本内容。司徒掌邦教，敷五典，扰兆民。

中地家六人，可任也者二家五人。礼是迹而已，是可变的。

所以说《周礼》并不是王权时代的经典，而是皇权时代的经典。（《川衡》）角人掌以时徵齿角，凡骨物于山泽之农，以当邦赋之政令。但《周礼》研究中，有一种倾向是值得警惕的，那就是过多地关注其具体的制度设计，而几乎无人留意其制度设计背后的原则精神。所谓权（权宜），出自《孟子·离娄上》：淳于髡曰：‘男女授受不親，礼与？孟子曰：‘礼也。

《理想国》：[古希腊]柏拉图著，郭斌和、张竹明译，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版。贾疏：云‘均地政者，谓均地守、地职二者之税，使皆十一而出税，又均人民已下力征之事。公正的关键是公的观念：公则正，不公则不正。如《天官·大宰》说：以九式均节财用。

例如《夏官司马·大司马》说：大兽公之，小禽私之。男女关系从来都是制度规范中最重要的关系之一。

彼义，则此有义者也，故云‘义，宜也。地贡，贡地所生，谓九谷。

说到博爱，人们总会想起西方近代以来的自由、平等、博爱的口号。所以，贾公彦谈到为什么主礼的春官之职不能说礼百官、而应说统百官时，解释说：礼，所以统叙万事，故云‘统百官也。《天官·小宰》也说：治职，以平邦国，以均万民，以节财用。首先是正当性原则：制度规范的建构须是正当的。例如，按《地官·大司徒》的说法，仁义属于六德，而礼乐则属于六艺，这里是有德艺的明确分别的：仁义之德属于内在之性，礼乐之艺属于外在之行。王莽时，因刘歆奏请，《周官》被列入学官，更名为《周礼》。

久而有所不安，则相与变革之：无勿可也。历朝修订典制，如唐《开元六典》、宋《开宝通礼》、明《大明集礼》等，也都以《周礼》为蓝本，斟酌损益而成。

（《掌荼》）场人掌国之场圃，而树之果蓏、珍異之物，以时敛而藏之。至现当代，中国学术已多元化，主要是两方面，即意识形态化和科学化。

而这个普适原则在制度层面上的具体实现方式，则是因时因地而变动的，即取决于具体的、如不同时代或不同地域的生活方式。贾疏：云‘正，行无倾邪也者，以其行正直，言公正无私也。

土方氏掌土圭之法，以致日景。以上《周礼》的土均、均人的制度设计，皆属于礼的范畴，这是可以损益的。真正普适的乃是适宜性原则本身，而非某种曾经具有适宜性的具体制度规范。土地的分配属于财富的一次分配。

进入 黄玉顺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周礼 社会正义 现代价值 。孔子讲礼（制度规范）可损益（《论语·八佾》），而进行损益的根据正是这种正义原则。

（5）秋官司寇，大司寇及以下共66种职官，负责刑罚事务。例如，从隋代开始实行的三省六部制，其六部就是仿照《周礼》六官而设置的。

（一）公正性所谓正当，首先是要求制度设计的公正性。明确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。

爱而利之意味着差等之爱必定导致利益冲突，所以需要正义原则（义）超越这种差等之爱、通过推扩达到一体之仁，进而建立制度规范（礼）。这让人想起孟子对于舜不告而娶的评论：万章问曰：《诗》云：‘娶妻如之何？必告父母。（《场人》）在这些职官制度设计中，以时始终都是一个基本的考量原则。（《夏官·土方氏》）郑注：土宜，谓九谷稙所宜也。

研究表明，《周礼》作为儒家经典，其对于礼与仁义之关系的理解，大体上是与孟子一致的。[④] 郑玄注称：六官之属三百六十，象天地四时日月星辰之度数，天道备焉。

《中庸》明确指出：义者，宜也。在我看来，所谓国学包含两个基本指标：第一，这是中国的学术，故当区别于西来的文史哲之类。

舜之不告而娶，何也？孟子曰：告则不得娶。只谈差等之爱，最终会逻辑地导向杨朱的唯我，即不再是儒家。